第二篇 盛世歡筵：權杖的遊戲（2）
李治急於掌權的心態，在即位之初就表露無遺。

永徽元年（650年）正月，『上召朝集使（各地到中央彙報工作的領導，一般為地方長官或副職），謂曰：「朕初即位，事有不便於百姓者悉宜陳，不盡者更封奏。」』之後每天安排十名地方長官進見，『問以百姓疾苦，及其政治。』

當年李世民剛上台，貞觀元年，『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，數延見，問以民間疾苦，政事得失。』安排中央司局級以上幹部輪流到宮中值班、一個個找談話。李治所為，和老爹如出一轍。只不過李世民找的是中央幹部，李治找的是地方幹部。為什麼有這種區別，大概長孫無忌一黨在中央勢力太大，李治想從地方領導那裡打開缺口、聽點不一樣的聲音。

七月，李治又學老爹的做法，親自審問京城囚徒。平反冤假錯案，也是政治鬥爭一種常見的手段。

可是，光靠聽彙報審案子，是抓不住權的，要害還在於用人。李世民上台，第一個事是把房玄齡、長孫無忌這幫死黨放到宰相的崗位上。李治暫且沒有死黨可用，他怎麼辦呢？

他用了兩個辦法。

第一是敲打對手。永徽元年，發生兩起事件。第一起在正月，針對的是長孫無忌，『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。』具體說了些什麼現在也搞不清楚了，但有一點是肯定的：告發的人看準了李治的心思，想藉機賭一把。但顯然，時機不成熟，好處沒賭到，反而自己掉了腦袋。『上命立斬之。』

第二起在十一月，目標換成褚遂良。有個御史告發他強買強賣人家田地。案子交由最高法院（大理寺）審理，查的結果，說是按國家掛牌價的正常交易（『准估無罪』）。這下告狀的御史不幹了，說：「掛牌價，那是國家徵收時的價格。私人交易，應該按市場價格，這能一回事嗎？最高法揣著明白裝糊塗，應當一併嚴懲！」（『估價之設，備國家所須。臣下交易，豈得准估為定！』）這個控告是很有殺傷力的。『是日，左遷遂良為同州（陝西大荔）刺史。』褚遂良當天就被貶到底下當市長去了。審案子的最高法領導更慘，一傢伙發落去了廣東。

從這個事看出兩點：第一，褚遂良確實有欺行霸市的嫌疑。貞觀十四年，有人控告司農卿（中央供給部長，掌『邦國倉儲』），說他採購木炭價格過高（高出市場價將近一倍）。李世民一聽大怒，把大理卿孫伏伽叫來，準備好好收拾一下司農卿。結果孫伏伽來了一聽，說：『司農無罪。』這下李世民愣了，說怎麼回事？

「公務採購比市場價格貴，向來如此。如果強要低價採購，那麼市場上，老百姓的炭價就不知該跌成什麼樣子了。我看司農不但無罪，反而是個識大體的人。」

李世民頓時醒悟：什麼事情交由公家辦，容易造成浪費。古代社會是家天下，從法理上，各級官僚在為皇上家當差。你把價格摳得太死，要麼剋扣小民、要麼以次充好。承認這個客觀事實、調高公務採購的價格，反倒是切合實際（符合人性），同時也是有助於維護社會秩序的辦法。所以最後，李世民不但沒處罰司農，反而跟告狀的人說：「卿識用不逮伏伽遠矣！」——你見識跟老孫差得很遠啊！

公務採購有溢價，同樣，徵收土地也有溢價。只不過國家徵收的價格，要低於私人買賣的價格。如果徵收價和市場價一樣高，那房價就要漲到天上去了。拆遷助推房價，就是這個道理。

這個事透露第二點：李治跟無忌一黨，關係已經相當糟糕。宰相從官員手裡低價買地，影響當然不好。但這事可大可小，主要看皇上的態度。當年長孫無忌因一時疏忽帶著刀進宮，依法是死罪，最後不過罰款了事，也沒見誰說什麼。宰相經營田產，是唐朝時流行的風氣。這人搞不好為了巴結褚遂良，故意便宜出售；褚遂良一天不知多忙，這事搞不好由底下人經辦，他也不甚清楚。大理寺都出面為褚遂良背書，皇上若真跟褚遂良感情好，做個順水人情很正常的事。就算要處理，選項多得很，不一定非要趕出京城。但從實際處理的情況看，李治沒有絲毫的猶豫和照顧，給人的感覺，倒象在抓一個好不容易送上門的機會。

李治採取的第二條措施，是培養自己的骨幹——『外戚』。

夫婦一體，人之常情；外戚（皇后家的親戚）參政，也就毫不稀奇。長孫無忌作為李世民的大舅哥進入權力核心，同樣，李治第一個找的依靠，是老婆王氏家裡的親戚。

永徽元年十一月，褚遂良被貶。永徽二年正月，『以黃門侍郎宇文節、中書侍郎柳奭並同中書門下三品。』這個新提拔的宰相柳奭（shì），就是王皇后的舅舅。

李治這兩手一搞，本希望在長孫無忌一手遮天的朝廷里，打開一道縫隙。沒想到他等來的，卻是另外一種結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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